在开门立法、执法信息公开等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已有相当的进步。
三是具体法律问题所涉及的具体法理。三指断案时的法律原理。
语义学分析方法能够克服这一研究弊端。第四，开展法理研究，必将推进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真正而有效的对话和融合。其次，部门法学研究范式亦将出现新突破。3.教义学方法 法理研究最常体现于各个部门法学领域运用的规范分析、逻辑分析、条文解释、体系解释等教义学方法中。推进法理研究，必将校正法治实践的价值指向，引领中国法治朝着良法善治的方向健康发展。
1.法理与道 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形而上色彩的范畴，在构建法理学的范畴体系时应加以吸收，这样不仅可以体现法理的中国特色，而且可以对世界法理学有所贡献。2.马克思主义的法理资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包括新马克思主义论著）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法理思想和法理概念、命题、论述，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采撷。又如，《刑法》253条之一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应根据某信息是否具有可识别性来判断其是否为个人信息，并据以计算所侵犯的个人信息数量。
[20]公共空间存在大量的私人活动，大规模监控完全可能触及到私人交往中涉及的个人信息，乃至侵犯个人隐私权，如通过将多个人的行踪轨迹信息进行整合，可以知晓被监控者接触了什么人、进行了什么活动。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治理，有序推进平安中国建设。2014年以来，网络监管力度愈发强化、范围愈发广泛，监管手段由被动受理到主动监控，监管对象由平台细化至个人，监管方式由屏蔽敏感内容深化至审查行为性质，体现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的违法犯罪治理决心。立法上，为有效防控不断增长且变型多样的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刑法》286条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第 287 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与网络活动直接相关的罪名，以及对原《刑法》253条之一进行系统性、扩充式的修改后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替代原来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19]。
基于同样的理由，通过对公共空间进行监控而获得的个人信息，只要在合理的限度内加以使用，仍然是允许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安全保障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路径，构建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合理实施的有效机制。
然而，公共空间也存在个人隐私，通过连续不间断的视频监控将个人行动举止、行踪轨迹等信息结合起来，完全可以揣测出隐藏在背后个人不愿意暴露的隐私信息。立法也明确将可识别性作为确定某种信息是否为个人信息的核心要素，例如，《网络安全法》76条第5项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燕某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种限制和禁止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从整体上得以充分实现。
公共安全保障不能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通过公共空间监控设备获取的个人隐私信息，应当禁止被非法使用或者做去隐私化处理后再进行流通，从而消除监控行为的技术风险，保障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有序推进。[39]在公共空间运用大规模监控应在兼顾安全保障与隐私保护的共识性话语之下进行，共享意味着为保障安全而允许实施大规模监控，有序意味着大规模监控的运用应受到合理限制，包括限于公共空间、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以及不得侵犯隐私等等。例如，2005年11月广东省公安厅发布的《广东省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规范》要求对视频监控实施外网隔离与内网隔离技术，并采取强制访问控制、用户身份认证和用户访问控制技术，以保障监控信息安全。[2]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建设平安中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43]随后，为适应时代的发展，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对原条文进行修改和扩充，形成更为完善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39]王利明：《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载《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
表面上，安全保障与隐私保护之间似乎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因为越是强调保障公共安全，就越倾向于扩大对公共空间的监控范围，从而相应地增加了隐私权受侵犯的风险。与此同时，还应将对个人信息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这才符合利益衡量原理及《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第816条第3项的规定。
并且，个人通常不知道其个人信息不断地被收集和处理，他们实际上正在失去对个人领域的控制。[47] 实践中，较多的存在两种典型的利用监控设备侵犯个人信息权乃至隐私权的现象：一种是通过监控设备能够直接获取私人领域的信息，另一种是监控设备虽然未能直接获取私人领域的信息，但是能够显示有关人员出入私人领域的情况。但是，对于网络上公开的个人信息，如果只是加以中性使用，如个人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使用个人信息，或者为了测试设备、转移数据而查阅、处理个人信息等。更何况，我国对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部署，在技术与人力上依赖于私营企业，虽说私营企业不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但技术与人力的依赖性又导致私营企业过多地接触到个人信息乃至隐私，这是否会助长隐私信息在私主体之间的扩散，不得不令人担忧。[29]将此逻辑引入到安全与隐私的关系中可知，只有当隐私保护危害了公共安全时，才能够以保护公共安全为理由放弃隐私保护，即只有在隐私保护本身不正当的情况下，安全才能获得超越隐私的优位性。就此意见，二审法院并未采纳，并维持原判。
这种将个人信息私化的传统观点，受隐私权理论的影响很大，体现了权利主体对个人信息高度的自主支配性，但由于未能挖掘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或使用价值，因而理论成长的空间有限。这是因为，没有对隐私权的坚定保护，就不可能意识到个人隐私安全同样是安全问题，亦不可能真正保障好安全法益。
根据权利的普遍法则，凡是妨碍自由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任何方式的强制或强迫都是对自由的妨碍或抗拒，[28]换言之，权利具有排他性，未经许可而干预私权利的行为原则上都是不正当的。换言之，分析了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样能够为前述隐私保护论者释疑。
[17]参见刘建军：《我国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路径分析》，载《政法论丛》2012年第1期。[44] 最后，从实践来看，监控信息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但也呈现一定程度的无序性。
[41]参见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但是，在行为人以维护信息主利益为名义故意泄露不应泄露信息之时，则可以要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立法上，信息主体的授权或同意是其他主体合法使用个人信息的重要前提，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5条规定：不符合本法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未经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不得收集个人信息。例如，对监控视频做隐匿面容以及其他可识别特征之后再公布，对电话号码、身份证等数字信息，可以用*代替若干关键数字后再公布。
[12]参见胡联合、胡鞍钢、徐绍刚：《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6期。案例2.2018年1月，燕某通过网络下载和与他人交换获取了大量个人信息，包含身份证号、电话号码、车辆信息、住址等等，并通过微信、QQ等途径发布出售消息，获利2380元。
根据前述立法规定，为在发挥个人信息使用价值的同时，保护好个人信息权，理论上主张对这些有重要价值但又涉及到人身、财产利益的个人信息去身份化[52]或去识别性[53]，即做隐匿化处理。客观地说，有序共享是个人信息保护深化发展的重要方向，2019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论断为我国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指明了方向。
[26]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运用，从客观上提升了公安机关发现违法犯罪的能力，从而有助于抑制潜在不法者的主观犯罪动机。生活实践中，超市、商场等公共活动场所以及自动取款机等公共设施中，均安装了监控设备，大大提高了公共活动和公共设施的安全性。
而为了保障安全频繁使用个人隐私信息，无疑加深了个人对隐私泄露的不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连个人隐私安全都无法保障了。[22]在公共空间获取的监控图像、视频，蕴含个人活动信息，对这些信息的深度挖掘可能会无限度地接近甚至直指隐私，这意味着，在公共空间运用大规模监控很可能会截获隐私信息。为维护公共利益，可以收集、处理个人信息，这是私益与公益权衡的结果。再如，鉴于日趋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形势，2015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刑法》120条之二、第 120 条之三、第 120 条之四、第 120 条之五、第 120 条之六，并对第 120 条、第 121 条进行了修改，降低了入罪门槛，扩大了处罚范围，强化了打击力度，体现了相当程度的象征性。
随之，为了安抚公众对风险的过度担忧和恐慌情绪，公共部门的决策与资源配置都将预防和控制风险作为首要任务，公共空间的大规模监控（mass surveillance）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综合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方面注重对个人信息私益的维护，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和利用必须尊重信息主体的意志、维护信息主体的利益。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5条后半段规定：收集不需识别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应当消除该信息的识别力，并不得恢复，即在非必要的情况下，禁止收集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25]通过在公共空间运用大规模监控来预防违法犯罪或治理社会问题已达成实践共识，这一措施虽然常常带有侵入性，但将监控措施限制于公共空间以及限制监控信息流通或使用的做法也体现了对隐私权的尊重。
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为寻求安全保障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路径，在公共空间合理运用大规模监控措施，就必须加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的阶段性控制，建立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实现个人信息的有序共享。